在 R 语言的数据模拟中,向量计算往往因其高效性而被广泛采用。当我们使用向量计算来模拟个体状态的演变时,如果不加注意,可能会无意间引入模式化的行为,影响模拟的随机性和异质性。
在 R 语言中,向量化操作比 for
循环更快,这是因为 R 的底层计算基于 C 语言优化,使得整个向量可以一次性传递给计算函数,而无需逐个元素进行解释和处理。
在根据规则来生成模拟数据时,通常优先考虑向量计算(ifelse
),而非循环遍历。然而,在涉及随机赋值的情境下,向量计算可能会意外地引入“锁步”的陷阱。
应试教育影响下,中小学的体育课、活动课通常流于形式,统统变成自习课。幸运的是,出于对“自习课应该由谁支配”,以及基于学生获得成熟自主学习能力的自主管理等问题的考量,老师们逐渐把自习课的主导权交给学生。
中小学生除了浩如烟海的作业,还有永无止境的聊天话题。自习的课堂,少不了这样的场景:教室里会像集市一样吵闹,通常只有当班主任熟悉的身影出现时,又能瞬间保持安静。
然而,有时并不需要像班主任一样的人物登场,同学们也能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,不约而同地安静下来。像是某种概率极小的巧合,但几乎在每一个班级都会发生。这种“自发静默”的现象,颇为耐人寻味。
这便是群体心理的微妙之处。人是社会性的动物,很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。当一个人停下喧哗,另一个人也会下意识地跟随,最终形成某种“无声的默契”。更何况,心理暗示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——一句“老师来了”,一个示意安静的手势,足以让所有人瞬间进入“课堂模式”,仿佛条件反射般自觉安静下来。
在自习课上高谈阔论,这种行为冲撞了《中小学生行为规范》。从小接受的荣辱观教育,使我们在违反纪律时产生负罪感,于是在精神上处于一种高度警觉(hypervigilance)的状态。这会让我们通过“停、看、听”(“stop、look and listen”)的方式,调动各种感官和知觉,来保持对教室外每一个“危险信号”的关注——在谈话中突然停下,不自觉地留意其他同学的反应,对周围环境的音量变化也变得更为警惕。
行为学家将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,及表现出应对未知危险的行为趋势称为“冻结反应”(“The Freeze Response”)。社会心理学强调行为的相互影响。也就是说,我们不自觉地产生冻结反应,判断是否会陷入“危险”的同时,其他人也一样在观察着你,以便及时做出调整。
Read More →谨以本文记即将过去的大学时光。
自认为是个记性一般的人,不管是在学习上,还是生活上。我尽量回忆那些值得被记住、被记录的事情。
以前总是不相信“好记性不如烂笔头”,不爱为了功课做笔记,也不爱在社交网络里记录自己的生活和情绪。幸好,偶然还是留下了一些“线索”,回忆起那位助我敲开学术之门的引路人。
——2019年春
在沈阳时,一位爱好金庸的友人说:“你跟你老师的故事,让我想到武侠小说里的师徒。”
——2023年秋
四年级上学期的寒假来得很早。因为学分已经修完了,仅剩的一门「食品毒理学」的课程,也在圣诞节后以开卷考的形式结束。
我还是没有闲暇。刚刚结束考研笔试和期末,便回到了复习期间“恨之入骨”的图书馆。一是为了方便查阅和下载文献,另一方面,这里确实是个承载着我大多记忆的地方。
我在争取尽快完成毕业论文的草稿。虽然学院对提交初稿的期限,其实是在次年的四五月,但我没那么多时间——这是程老师在学校的最后一个学期。
第一次见到程老师,是在「生物化学」的课堂上。
Read More →当我们谈论序列比对(sequence alignment)时,实际上是在解决一个经典问题:如何将两段序列尽可能“对齐”,以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?这其中既有科学家的生物学直觉,也离不开精妙的算法设计。今天,让我们聚焦于比对算法的基础,并用一个直观的例子,深入了解Needleman-Wunsch算法这颗动态规划中的明珠,将矩阵的分值转化为真正的比对结果.
在进行序列比对时,我们通常需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:
比对算法就是解决第3个问题的核心工具。对短序列,可以尝试列举所有可能的对齐方式,但随着序列变长,这种暴力方法的计算量会呈指数增长,显然无法处理实际问题。Needleman-Wunsch算法的提出,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。
动态规划的核心思想是“化整为零”:将一个复杂问题分解为许多小问题,通过解决这些小问题,逐步得出大问题的答案。
在Needleman-Wunsch算法中,序列比对的问题被表示为一个比对表(矩阵)。我们通过“填表”的方式,逐步找出最佳比对。
Step 1: 初始化比对表
假设我们有两段DNA序列: Sequence1:GATTUACA
和 Sequence2:GCATTACG
。
我们建立一个比对表,行对应 Sequence1(纵向排列),列对应 Sequence2(横向排列)。
Read More →再读《众病之王》一书,颇多感慨。此书述癌症治疗之历程,情节悲壮,既叙科学突破之辉煌,又警示人类对未知领域探险时的误判与代价。其中,对化疗药物VAMP(长春花生物碱、甲氨蝶呤、巯基嘌呤等)滥用所致毒性反应之描述,尤为深刻,让人不禁思考:药物,救命良方抑或伤身利刃,其分界如何厘清?
《众病之王》记述20世纪50年代,化疗药物被寄予厚望,尤其是VAMP联合用药在某些白血病患者中展现出显著疗效。然而,这些药物靶向细胞增殖,虽抑制了癌细胞,却也不可避免地伤害到正常快速分裂的细胞,如骨髓、肠上皮与毛囊细胞。剂量稍有不慎,即引发严重副作用,譬如重度免疫抑制、出血性肠炎,甚至患者因治疗本身而亡。
当时,科学家与医生的意图虽为善,然医学技术与知识尚未成熟,对药物剂量、代谢路径及长期毒性缺乏系统了解。此种滥用药物的后果,令我们不得不正视药物本身的“双刃剑”属性:救人与伤人,仅在一念之间。
正因有此历史教训,人们越来越关注药物使用的安全问题。
药物警戒(pharmacovigilance)起源于1961年的"反应停"事件,随后作为一门学科逐渐兴起,意在对药物使用过程中的风险进行监测、评价与控制。药物警戒的核心任务,可总结为以下几点:
监测不良反应:通过收集患者使用药物后的不良反应报告,分析其中规律与风险因素,揭示潜在问题。
评估风险与收益:每一种药物都可能伴随副作用,而药物警戒需衡量这些风险是否被其临床益处所抵消。
良好操作规范(Good x Practice,GXP)是一套在药品研发和商业化过程中应用的规章、指南和行业标准,涵盖以下四大规范:
这些规范旨在确保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,尽管这一目标在实践中并不总是得以实现。
GXP的发展是对不当科学操作、医疗事故和侵犯人权等事件的反应并受到媒体的关注。为此,人们拟定了一系列道德准则和规章,这些准则和规章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演变。四大良好操作规范的内容相似,包括独立监督、书面规程、变化控制以及规范的文件管理。
在美国,GXP的要求由FDA通过规章和指南进行管理,这些规章和指南通常不规定具体步骤,而是允许公司按照自己的方法达到要求。在某一行业中,这些要求往往有行业标准作为遵守的标准或惯用的操作规程。例如,ICH-GCP主要关注临床试验前的准备、受试者权益保障、试验方案、研究者职责、申办者职责、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等方面。其发展趋势是加强监管、提高临床试验质量、保护受试者权益。在药品研发和商业化过程中,GXP的依从性检查至关重要。在美国,FDA会对相关企业的组织结构、人员、设备、实验室设施、实验方法、记录、报告、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等方面进行检查。这些检查确保了企业在遵循GXP标准的同时,也确保了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。
Read More →为了确保医疗器械从研发、生产到市场后的全程监管,需要建立详细的法律法规和细致的管理程序,以及全面的医疗器械监管体系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(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,FDA)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。通过设立多个中心和办公室,确保国产和进口医疗器械的安全、有效和标签的真实性。
医疗器械和放射健康中心(Center for Devices and Radiological Health,CDRH)和监管事务办公室(Office of Regulatory Affairs,ORA)是负责医疗器械监管的两个核心部门,CDRH负责制定和执行相关标准和规范,ORA负责现场检査。《联邦食品、药品与化妆品法》及其修正案为医疗器械的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,明确了监管机构的职责,并对医疗器械的分类、临床试验和上市后的监管提出了具体要求。
美国还是最早对医疗器械实行分类管理并制定详细分类原则的国家,根据产品的潜在风险,医疗器械被分为三个类别,每种类别对应不同的监管要求。临床试验的医疗器械豁免(Investigational device exemption,IDE)制度促进了新医疗器械的发明和开发,制造商在临床研究启动前获得FDA的批准,并对研究过程进行监控。临床试验分为三个层次,根据风险程度进行不同的管理。
生产管理方面,美国实施了医疗器械质量体系规范(Quality System Regulation,QSR),也就是医疗器械的GMP,要求厂商建立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。此外,还对医疗器械制造厂商和最初进口商进行机构注册,确保所有医疗器析符台FDA的规定。
Read More →全球药品监管体系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表现出各自的特色和优势。发达国家通过多层次的组织结构和职能划构建起了一个全面、高效的药品监管体系。这些机构在确保药品安全、有效运作的同时,也促进了药品研发和创新,为理解和全球药品监管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(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,FDA),可以说是美国药品监管的超级大佬,不仅管药,还要操心食品、生物制品、化妆品、兽药、医疗器械和诊断用品。这个庞然大物坐拥超过17000名员工,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和马里兰州的罗克维尔城。总部和分区各有分工:总部掌握最终决策权,负责审批药品;而那些分布在全国的区所和工作站,则负责检查和确认数据的真实性以及是否符合GMP和GLP的要求——是的,他们是FDA的“眼线”和“实干派”。
FDA的组织架构也不含糊,分为七大中心和两大办公室,各自管着一摊事儿。比如药物评价和研究中心(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and Research,CDER),这是那个让你新药梦成真或破碎的地方。他们审核你的上市申请,研究你的标签和说明书,还会帮你定生产标准。另一方面,医疗器械和放射健康中心(Center for Devices and Radiological Health,CDRH)是医疗器械的守护神,确保医生和患者手里的器械不仅有用,而且安全。他们还通过推进所谓的“监管科学”来让整个行业的规矩更统一、更透明——当然,这对从业者来说有时候是福音,有时候是噩梦。
Read More →CDRH 某个无趣得让人打哈欠的星期三
7:45 AM 到办公室的时间早得我想直接冲咖啡机哭诉。CDRH的任务很重要,确实如此,但重要的任务也可以是无聊的。今天的工作是检查一堆510(k)提交资料,这意味着我要阅读100多页长得像本科实验报告的文档,确保医疗器械的申报材料齐全,还要判断它们是否符合一堆晦涩的法规。问题在于,有些申请就像是在玩“医疗器械名词拼接游戏”。“高科技镀钛支架结合抗菌纳米涂层的创新技术”听起来很炫酷,结果文件里真正的“创新”居然是:把支架的尺寸改小了0.2毫米。
药事法规是调整药品研制、生产、流通、使用和监管等环节的法律规范,其目的在于确保药品的安全、有效和经济合理。药事法规通过法律手段管理药品供应,确保药品的安全有效,维护公众健康。在药品研发阶段,药事法规指导新药的申报和审批;在生产和流通阶段,制定标准化的生产流程和规定;在药品使用阶段,提供用药指导和建议。
药事法规的基本框架涉及法律效力层级和文件体系。各国药事法规所呈现的文件体系各不相同,但主要內容分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成文法、判例及司法解释等。美国、欧盟、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药事法规体系各具特点。美国联邦制定法按单行法会期法、法典和法典注释四种方式颁布,而欧盟药事法规分为基本法和二级法,包括条例、指令、决议和建议。加拿大的药事法规体系包括法、规章和指南文件,其中法由议会制订,规章由法指定的部门发布,指南文件则是具体管理部门对某一具体事件的指导性意见。
Read More →所谓混淆因素,指的是与处理(treatment)及结果(outcome)皆有联系之变量。若不予控制,易致偏差,令我们所得结论非因果关系之实,乃混淆所致之假象。然而,倘若混淆因素不可观测(unobserved confounding),我们又该如何在未知中求解因果?
当我们不能妄断“unconfoundedness”的条件成立,则需要借助弱假设,推导出因果效应的区间(interval)估计。这类方法一般依赖部分识别(partial identification)之思想,亦即在无法完全排除混淆时,通过宽泛但合理的假设,限定因果效应的可能范围。
如 Bounding methods 并不假设完全无混淆(unconfoundedness),而是假设混淆的影响在某特定范围内。借此,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因果效应的上下界,而非唯一值之估计。这种思路可以在不严苛的假设之下,仍提供有意义的推断。
Read More →“The Law of Decreasing Credibility: the credibility of inference decreases with the strength of the assumptions maintained.”
吾辈少年时,亦曾有过此等经历。无师之堂,喧嚣如市;忽闻足音,鸦雀无声。然则,更有趣者,乃是在无师之时,喧闹之堂亦能转瞬寂静。此中缘由,颇值得深思。吾称之为,“自发静默现象”。
人皆为群居动物,易受周围环境影响。当一人起立,众人皆随之,此乃人之本性。若课堂中有一二学子率先安静下来,则其他人亦会不自觉地效仿,进而形成一种“群体默契”。
此外,暗示之力亦不可小觑。一句“先生来了”,一个示意肃静的手势,皆能引发学子们的心理暗示,使之产生条件反射,迅速安静下来。
吾等课堂,可视为一复杂适应系统。学子们即为系统中的个体,彼此互动,共同营造课堂氛围。当先生出现,或有学子率先住嘴,则其他学子亦会随之行动,此乃“从众心理”之显现,亦是复杂适应系统中“涌现”现象之体现。而课堂氛围之变化,亦是系统对内外环境变化之适应。
那么,何谓复杂适应系统?即是由众多相互作用、不断适应的个体所组成的系统。此类系统中,个体之间并非孤立存在,而是通过种种联系紧密相连,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。而个体在与环境及其他个体互动过程中,不断学习、进化,从而使整个系统呈现出动态平衡和自组织的特性。
何谓涌现?系统整体所表现出的性质,并非个体之简单叠加,而是由个体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之新性质。如蚁群之智慧,并非单个蚂蚁所具备,而是由无数蚂蚁协同合作所产生。
Read More →敏感性分析(sensitivity analysis)乃衡量因果推论之稳定性所用。当研究中存有不可观测混淆因素时,结论或受此影响而失真,敏感性分析可助吾等评估此种未知因素对估计因果效应之干扰程度。今撰此小文,略述其要义。
敏感性分析旨在通过设定不同假想情境,量化未观测混淆之潜在影响。其核心在于引入两个参数:一为混淆因素对处理(treatment)的影响,二为混淆因素对结果(outcome)的影响。通过调整此等参数之值,吾辈可模拟不同程度之混淆,并观察因果效应估计之变化。
若吾等发现某结论在较大范围之参数变动中仍保持稳健,则可对所得推断更有信心;反之,若结论在微小假设变化下便剧烈波动,则应审慎看待,或重新考虑所用之假设。
Read More →在因果推论之研究中,科学家们常面临一关键挑战:如何确定某一因素(如特定药物或生活习惯)是否真正引发了所观察之结果(如疾病发生或健康改善)。传统观察性研究虽能揭示两变量间之关联,但难以区分因果关系与混淆因素之影响,故难以得出明确之因果结论。
孟德尔随机化(Mendelian randomization, MR)乃一新兴之流行病学研究方法,利用遗传信息以推断暴露因素与疾病结局间之因果关系。
工具变量(instrumental variables, IV)是计量经济学的三板斧之一,用于解决普通最小二乘法(OLS)中的内生性问题。简言之,自变量与误差项间存在相关性,致使无法准确估计因果效应。
若想研究吸烟($T$)是否会导致肺癌($Y$),一个直接的方法是比较吸烟者和不吸烟者的肺癌发生率。但此法的问题在于,吸烟者和不吸烟者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差异,比如社会地位、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等。致使混淆吸烟与肺癌间之因果关系。工具变量为解决混淆因素不可观测时之良策。
Read More →局部平均处理效应(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, LATE)是解决工具变量(instrumental variables, IV)分析中“异质性”问题的重要概念,尤其在处理效应并非全体受试者均一致之时,LATE 能准确捕捉那些响应工具变量之人群的因果效应。其所估计者,并非总体平均处理效应,而是仅针对那些遵从工具变量之个体(即“遵从者”)的平均处理效应。
如果将医生的处方作为工具变量 $Z$,是否遵从处方服用药物为 $T$,则可以将样本分为“遵从者”(Compliers)与“非遵从者”(Defiers)组,并对这两组个体之潜在结果进行比较。
$$ \begin{aligned} T(1) \triangleq T(Z=1)\\\ T(0) \triangleq T(Z=0) \end{aligned} $$来表示对 $Z$ 进行干预时获得的处理 $T$,所有样本可以分为以下 4 种类型:
其中,遵从者与非遵从者是否接受处理完全取决于工具变量。
而 Always-takers 和 Never-takers 是否接受处理则与工具变量无关。例如,根据自己意愿,而不按处方用药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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